“好社会”已经足够“好”了吗

本文摘要：计海庆一《蓝图：好社会的进化起源》（以下简称《蓝图》）是一部鸿篇巨制，用进化论的态度回覆了一个大问题：好的人类社会都有哪些特征？生物界中有“趋同进化”现象，蝙蝠和鸟类在进化史上相距遥远，但它们翅膀的结构和功效却如出一辙；脊椎动物和软体动物早在7.5亿年前就分道扬镳、各自进化了，但人类和章鱼身上都不约而同地进化出了眼睛。趋同进化告诉我们，设计草图千千万，但由进化筛选而留存下的才是佳作。

计海庆一《蓝图：好社会的进化起源》（以下简称《蓝图》）是一部鸿篇巨制，用进化论的态度回覆了一个大问题：好的人类社会都有哪些特征？生物界中有“趋同进化”现象，蝙蝠和鸟类在进化史上相距遥远，但它们翅膀的结构和功效却如出一辙；脊椎动物和软体动物早在7.5亿年前就分道扬镳、各自进化了，但人类和章鱼身上都不约而同地进化出了眼睛。趋同进化告诉我们，设计草图千千万，但由进化筛选而留存下的才是佳作。社会进化也是如此，人类社会也好，大象的、猩猩的社会也好，只要足够庞大、能恒久维持，就具备同样的特征，大家殊途同归。《蓝图》的事情就是提炼出这些特征，共有八项，划分是：1.拥有和识别小我私家身份的能力；2.爱朋友和子孙子女；3.友谊；4.社会网络;5.互助；6.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；7.温和的品级制（相对的平等主义）；8.社会学习和教育。

它们寓于人的天性，被写入了人的基因；人类社会的乐成，正在于忠实地以这些特征为蓝图举行设计和构建。因此，《蓝图》给出的是一个关于“好社会”的理论。为人类社会寻找一个生物学的基础，这类理论被称为社会生物学，而另一个更为人熟悉的名称是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。

但笔者既不是生物学家，也非社会学家，在这里只想通过一桩民国公案来聊聊社会生物学的历史遭遇，顺带对种种“好社会”的理论揭晓一点感想。二19世纪末的中国，刊行了一本奇书《天演论》，是留英学生严复对其时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·赫胥黎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一书的节译本。赫胥黎在书中划了一道界线，社会进化与自然状态下的物种进化不是一回事，社会追求的是道德进步，自然状态则是弱肉强食。

可是，译者严复却来了个游戏文本式的主题逆转，提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如出一辙，都是弱肉强食和森林规则，即所谓“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。固然，严夫子对此也不否认，这本小书就是自己的“随便发挥，实非正法”。但就是这么一本随意发挥的译作，却带来了庞大的社会回声，“中国民心为之一变”，在彼时晚清的中国民众心中引发出了救亡图存的生存意志。

由此，不得不佩服严复先生的大智慧，把一个“好社会”的理论生生译成了一个“坏社会”的现实，引发了人们的求生欲，到达的却是济世救人这个好目的。固然，如笔者等凡人读者，自然缺乏严复先生的眼光和笔法，佩服之余，不禁心中嘀咕，看来看待“好社会”的理论也未必认真，到底是好是坏，还要放在详细语境中判断。不列颠社会的道德进步，未必能说服晚清社会奋起图强，倒是弱肉强食的规则才可以引发求生的本能。

关于《天演论》的第二个感想是：到底什么才是“好”。显然，从翻译“信、达、雅”的尺度看，《天演论》并不是一个好的译本，因为，“忠实于原著”这一翻译的基本原则都未做到。

但不行否认，该书的社会影响却是好的。由此不得不推测得出：此“好”非彼“好”。

事实判断上的“好”，差别于价值判断上的“好”，更关键的是，这两种“好”之间并不具有正相关性。一个欠好的译本可以带来好的价值判断，这是《天演论》的遭遇；而试想一个忠实的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的译本，能否在19世纪末的中国带来好的评价呢？显然未必。

赫胥黎笔下人类社会的道德进步，并未在晚清中国社会显现，照本宣科的了局很可能被认为是替殖民侵略做理论阐释。三那么《蓝图》中的好社会理论是属于哪一种“好”呢？从作者借助于功效主义的趋同进化论证来看，“好社会”的“好”，属于功效实现层面的好，与好的翻译作品忠实转达原意一样，是一种事实判断。可是，事实层面的好，并不一定导致价值评判上的好。至此便涉及到了社会生物学理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焦点问题了。

冯友兰先生在评论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时便指出，“把达尔文主义同人类社会联系起来是一回事，而把达尔文主义应用到人类社会又是另一回事”。同样，指出“好社会”的特征并用进化论加以论证是一回事，这属于事实层面的科学研究；可是画出一幅好社会的蓝图，并呼吁和勉励人们去按图索骥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，这属于价值判断中的规范性要求，要慎之又慎。

“好社会”的理论，就一定能带来现实中好社会的效果吗？起码严复先生不这么看，所以才有《天演论》曲笔和发挥。笔者是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外行，孝敬上述浅见，并非是要对眼下人文社科领域中的自然主义倾向泼冷水，而是想说：劈面对种种“好社会”的理论时，读者要问一个问题：“好社会”已经足够“好”了？这里的“好”有两层意思。一是这个理论是否已经足够完备和完善了，叙述的工具是“好社会”并不即是这个理论就是“好的”，在事实判断上就是没问题的。

二是即便在事实层面理论没问题了，也并不即是可以照单全收，可以按图索骥。因为，功效和事实层面的“好”，并不意味着价值判断上的“好”，更不意味着价值判断上的“好”是所有人都认可和想要的谁人“好”。笔者相信，作为哈佛和耶鲁的教授，《蓝图》作者克里斯塔基斯是清楚这两种“好”的区分的；否则也不用在全书最后一章对还原主义、决议论等品评努力回应，也不用在界说八项特征时区分出功效上的“好”与道德上的“好”。但这些细节上的努力，却未在中译本中体现。

不知道是一种遗憾，还是严复先生的祖传后学…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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